杨振宁先生1945年赴美留学，当时他们的家还在云南昆明，父亲还在西南联大教书。虽然杨振宁在学习和科研方面成就显著，1957年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回到祖国，见到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，这让他感觉很难受。后来他想办法让父亲杨武之到日内瓦见面，再后来他又与父母亲两度在日内瓦团聚，接着他又在香港与父母和弟妹们团聚。尽管每次团聚的时间都有数日乃至几周，但是杨振宁还是觉得太短。1970年当他与家人们再次在香港团聚时，他父亲的身体很差了，他只见到了母亲和一个弟弟，杨振宁为父亲的病找来各种药品，杨振宁更想立刻赶到父亲的病床前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打开中美之间那扇坚硬的大门。
第二年（1971年），中美关系有缓和的迹象，杨振宁立刻申请回中国访问，虽然过程比较顺利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还是需要一定的胆识和勇气的。于是，1971年的夏天，杨振宁夫妇踏进了中国国门，回到了离别26年的祖国，成为第一位回到祖国的在美的华人科学家。
多年之后，杨振宁先生说了他之所以毅然决然地回到中国的原因：
为什么我着急要去呢？因为我看得出来，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，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望有用的接触。当时越南战争还未结束。我很怕这刚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，而我个人很想回到我26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看，跟我的老师、朋友和亲戚们见面。
杨振宁先生回国之后，首先去了上海，看望他病中的父亲，和家人团聚，然后他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合肥。
杨振宁先生曾经在一次讲演里说过他记忆里的合肥：
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。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。我头六年在合肥的生活，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。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，常常打到合肥来。我们经常要“跑反”，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。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，在那里面比较保险。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个记忆，是三岁那年在一次“跑反”后回到“四古巷”家里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一个子弹洞。
1971年时的合肥，与杨振宁先生记忆中的那个城市变化是巨大的，虽然城区面积并不是特别大，但杨先生还是很兴奋的，他顾不得有关方面的叮嘱，执意要到更多的地方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“当时住在稻香楼宾馆，觉得房子非常大，不过没有冷气，热得不得了。”2007年，85岁的杨先生回忆说，“那时的合肥基本还在城墙里，但比起以前，大多了，马路宽多了。”
杨振宁先生回到了四古巷老宅，见到了还住在那里的家中长辈，还见到了从各处赶过来的家族里的长辈和兄弟姐妹，很是亲切，他给家族亲戚们印象最深的一点，是他那一口很土的合肥话，真正的乡音无改。
回到美国的杨振宁，顶住压力，做了多场讲演，如实介绍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，让我感兴趣的是，他在播放在中国所拍摄的幻灯片时的几条介绍：
我的家乡合肥街道的一个角落。有很多男女骑着自行车上班。
这是我曾提过的那一家在合肥的纺纱厂，里面有工人一万二千名。我还记得，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，全市甚至连电力也没有呢。
满满的都是新奇、兴奋和回忆，那一个多月在中国的日子里，杨振宁先生的心情或许一直都是如此吧。他说：“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，个人感情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绘的。
而我好奇的是，杨先生的这些幻灯片是否还在？幻灯片里的合肥，半个多世纪前杨先生眼里合肥，是怎样的一个模样？如今再看，又会有怎样的一种感觉？
据有关资料介绍，由于杨振宁先生到达中国后，开了一个他想见到的故旧的名单，因此无意中解救了正遭受迫害的（包括邓稼先、黄昆在内的）一批国内顶尖的科学家。而对于他在合肥的亲人们也是如此，一些遭受迫害、下放农村的堂兄弟的境遇因此得到了改善。当时从农村赶回来的陪同他的一个堂弟，后来在私下闲聊时，说到杨振宁第一次回到合肥的情形：他是那样的激动和新奇，他的言行总是让陪同他的亲友感到担心，但后来他们明白了，也理解了，对于一个离开26年的游子来说，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家乡的一草一木，都是那样的亲切，那样的让人流连忘返。
杨振宁先生在合肥只待了一天时间，但这一天开启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回乡之旅，从行走如风到步履蹒跚，杨先生一直走在回到故乡的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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